回首2011年，一桩药家鑫案、一桩李昌奎案甚嚣尘上，引来无数网民、媒体的围观，各色人等发出各种声音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一时间舆论汹汹。两名罪犯最终均被判处死刑，网民、媒体无不欢欣鼓舞、欢呼雀跃于舆论监督的胜利。尘埃落定，作为一名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，萦绕于心的并不是两名罪犯该不该被判死刑的问题，而是从这两起案件中折射出的社会舆论对法院审判的影响力。

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，每个公民都有通过合法渠道渲泄情绪、表达个人意见的自由。言论一经网络、媒体传播，便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这个多媒体和全媒体的时代，我们所有人既被舆论所影响，同时也参与其中，成为舆论的一部分。从积极的层面讲，社会舆论对法院审判有着良好的监督作用，对“司法公正”、“阳光司法”具有重要意义，对法治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然而，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舆论的正确性和稳定性远不及法律，法律理性与社会情绪出现矛盾甚至对立，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。法院审判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理性化、专业化和程序化的判断推理过程，这个过程要求法院、法官尽可能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，尽可能排除情感因素以及外界的干扰和介入。一个案件如果被社会舆论过度炒作，甚至搞成“舆论审判”，势必会给办案法院、法官带来巨大压力，动摇法院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，对审判工作造成阻碍。长此以往，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、“罪刑法定”、“司法中立”等基本法律原则将受到冲击，这对实现依法治国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言，恐怕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毋庸讳言，少数网络、媒体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，一方面自诩为正义的伸张者，一方面通过“曝料”提高知名度，获取利益。对一些尚未起诉到法院的案件进行过度渲染，以暴力、色情、仇官、仇富等内容吸引眼球，罗列种种所谓的事实和情节，使公众先入为主地产生偏差印象；或者对法院正在审理中的案件进行“夹叙夹议”式的报道，给公正审判带来压力；或者受利益驱动按照一方当事人的意图撰写不实之词，误导社会舆论。“三人成虎”、“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”这些成语的存在，正是舆论对于社会评价影响力的最好诠释。

在绝大多数国家，网络、媒体非但不能监督司法活动。相反在案件审理期间，司法机关为了排除干扰可以限制报道活动，能对报道发出禁令或对记者适用“藐视法庭罪”。2009年底，最高院公布了《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》，其中第九条指出：新闻媒体的报道如果“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泄露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的；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，损害司法权威、影响公正审判的；以侮辱、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，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，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；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，歪曲事实，恶意炒作，干扰人民法院审判、执行活动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；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、影响司法公正的”，“依法追究相应责任”。这一系列制约和约束性规定，给新闻媒体报道审判活动设置了法律边界和法律风险，对那些不规范的媒体报道、过度的自由言论、过度的舆论关注，法院可依规予以处理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而不是一味迁就妥协，处处被动。

从本质上讲，法院审判与社会舆论在价值追求上是高度一致的，即都是为了社会的公平进步。独立审判是法院的权力，言论自由是公民的权利，二者都来源于宪法，且终极目标一致。因此，大可不必势同水火，而应寻求一种和谐的良性互动。面对来自社会舆论的不同意见，法院、法官既不能闭目塞听、置之不理，也不能跟着舆论走，改变自己的法律判断。重点在于运用职业智慧去充分引导舆论，如大禹治水般采用“疏”的方式，尽可能引导社会舆论向事实靠拢，向理性回归，在公众情感、主观感性与法律规则之间找到平衡点，在既有法律规范前提下智慧地解决矛盾。

法官职业之所以需要严格的法律考试、较长的法律从业经历或者较大的年龄，就是因为司法除了需要道德和知识，还需要能够全面体现司法良心的经验、技巧和智慧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对于那些可能引起社会反响的案件，要争取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，可通过邀请人大代表、群众代表参加庭审或者庭后召开座谈会的形式，引导社会舆论朝着法院期待的能够体现司法公正的良性方向发展。对于那些已经陷于社会舆论炒作热点中的案件，可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，向社会公众、新闻媒体具体阐释案件的证据材料和涉及到的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，对证据进行展示，并提供出充分的法律论证，及时回应公众的质疑，纠正社会上的谣言谬传，力争在较大范围内获得支持理解，将跑偏的舆论拉回到正确轨道。还可通过诸如延期审理、建议补充侦查等符合诉讼程序规定的技术手段对案件予以“搁置”，待社会关注度下降、舆论炒作消停时再择机下判。此外，裁判文书是法官为自己的职业智慧交出的最好答卷。文书的制作过程就是展示法官智慧的过程，文书本身就是法官智慧的结晶。对于案件当事人或者辩护人提出的不同意见，在裁判文书中应作出积极的正面回应，详细阐明观点，一一予以分析论证，支持正确，驳斥谬误，根据具体案情，兼顾情理、事理和法理，适时地作出合理裁决，并将文书公之于众，以便接受公众的查询和社会舆论的监督。

总之，舆论监督不是司法进步的障碍，司法权威的建立也不赖于舆论意见的对错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司法者自身的修养、素质和法律信仰。唯有法院自觉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，社会舆论正当行使话语权，二者相互砥砺形成良性互动，才能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，切实推动我国法治的进步。